本文刊載于《中國科學院院刊》2024年第3期“學科發(fā)展”

顧超

北京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

在現(xiàn)代社會，科技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產生了重大的政治效應?？萍?span id="kjnyybiipjgu"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88718479323147374">政治學系統(tǒng)地研究與科技相關的政治現(xiàn)象，探討科技和政治的相互關系，揭示科技活動中政治現(xiàn)象的本質和規(guī)律性。雖然國內外已有大量以科技政治學為主題的研究，但大多分散在科學學、科技政策、科學哲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等不同的學科領域中，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學術共同體和一種得到公認且不可通約的學科范式。為了建構科技政治學的范式，本文提出科技政治學應明確以政治學為本位的研究方法，建立科技與政治之間“雙向關系”的研究綱領，在議題設置方面努力開辟對科技史的政治學研究、深化對科學與權力關系的政治哲學研究、拓展科技政治學的經驗研究、建立科技政治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科技政治學是20世紀中期以來在發(fā)達國家興起的一個跨學科、綜合性的研究領域?？萍颊螌W系統(tǒng)地研究與科技相關的政治現(xiàn)象，探討科技和政治的相互關系，揭示科技活動中政治現(xiàn)象的本質和規(guī)律性。換言之，科技政治學既研究科技活動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政治色彩，也關注科技與一般意義上的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突飛猛進，既使科學研究的組織形態(tài)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又對國內政治社會發(fā)展和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科技對政治變遷和政治對科技發(fā)展這兩方面的影響都在不斷加深，科技政治學的學術意義和學科價值日益凸顯，亟須完成科技政治學的范式建構。

1 科技政治學的興起

科技政治學的興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科技與政治關系的深刻變革，其主要特征在于現(xiàn)代科學進入了“大科學”時代，科學與政治結合的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一方面，科學的體制化成為發(fā)展科學必需的組織條件。科學知識的高效生產在資源上高度依賴于社會供給和國家支持?？茖W研究在其過程中規(guī)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提高、技術和成本不斷升級，更導致這種依賴程度不斷提高。用于科學事業(yè)人力、物力的國家支出，驟然使科學事業(yè)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環(huán)節(jié)。如阿波羅登月計劃歷時近12年，美國政府動員了40多萬人、約2萬家公司和研究機構、120多所大學，耗費250億美元。這種規(guī)模的科研項目，如果不是政府盡全力支持，是絕不可能完成的。

另一方面，科學與技術日益呈現(xiàn)一體化的發(fā)展趨勢。如核裂變理論在短短幾年之后就引發(fā)出核鏈式反應堆技術，進而成就了原子彈和核動力反應堆，開創(chuàng)了嶄新的核工業(yè)，科學理論與核能技術幾乎同步發(fā)展起來。反過來也是如此，晶體管和集成電路等半導體技術的蓬勃發(fā)展，大大刺激了電子學理論和半導體物理的加速發(fā)展；電話、電報技術的問世促使了信息科學的誕生?？茖W技術化、技術科學化的整體發(fā)展具有不可比擬的巨大力量。1945年，布什在提交給美國總統(tǒng)的科技政策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中指出：科學進步必然也必須是政府的重大利益所在。從此，科技不僅是第一生產力，更是影響國家權力鞏固與否和權威高低的重要因素，成為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國家利益。冷戰(zhàn)后，科學不僅沒有失去其戰(zhàn)略性地位，反而在“知識社會”中獲得了更加豐富的內容。如美國政府強調“科學是國家利益中的一種關鍵性投資”，我國政府也先后提出科教興國戰(zhàn)略、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在現(xiàn)代社會，高速發(fā)展的科技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產生了重大的政治效應，如原子彈的發(fā)明和干細胞、轉基因等生物技術研究在公共領域中引發(fā)重大社會爭議；氣候變化問題不僅影響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還成為國際政治博弈的重要籌碼。面對這一全新的圖景，迫切要求人們采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來研究，對科技與政治之間的關系進行新的闡釋，這在客觀上推動了科技政治學的形成與發(fā)展。

2 “自在”的范式建構：棲身于諸學科中的科技政治學

根據(jù)庫恩的定義，范式是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構成的整體。不同的科學共同體擁有不同的范式，且各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以共同范式為基礎進行研究的人，都承諾以同樣的規(guī)則和標準從事科學實踐。對于一門學科而言，其發(fā)展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在于研究范式的確立。韓來平認為，科學政治學的范式與研究綱領已經形成。科學政治學呈現(xiàn)了以科學為民的價值觀為統(tǒng)領、建制化科學以政治主體—科學家—公眾組成的“三角結構”體系為核心理論、歷史與社會系統(tǒng)分析和“邊界組織”為主要解題工具與方法的研究范式，并可從中推演出科學的社會歷史性、宏觀可調控性和公眾參與民主調控的研究綱領。

然而，雖然國內外學者對科技政治學的綱領、方法、議題確實有許多富有價值的探索，但這個領域的整體發(fā)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國內學者關于科技政治學的研究多為針對某個具體議題或案例的研究。如在國內政治方面，江曉原等對轉基因主糧事件背后科學與政治博弈的分析。在國際政治方面，黃琪軒指出大國競爭是世界技術變遷的重要驅動力，大國權力轉移時期往往是權力競爭最激烈的時期；葉成城認為，隨著技術革命而來的是政治和社會變遷，其文明動力機制存在復雜的多重系統(tǒng)效應。在科技哲學方面，徐治立認為科技與政治之間存在價值、權力和契約3種張力。在技術政治學方面，吳冠軍認為技術已經從一個從屬于政治的次要元素上升為塑造當代政治形態(tài)的主導元素。對科技政治學的系統(tǒng)研究，目前僅見廈門大學胡春艷2006年的博士論文和韓來平2022年的專著。

國外關于科技與政治相互關系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例如，Jasanoff認為，科學和政治是一種“共生”（co-production）的關系:“做科學是政治性的，并且STS本身完全是政治性的”。如Brown所指出的，社會技術實踐和制度可能有政治的根源、含義或影響，因此是政治性的，而不一定是政治的模式、場所或對象。皮爾克主張，政策選擇的“誠實的代理人”是科學家們在參與政治事務中應該選擇的角色。Taylor則提出，國家的內外安全會影響技術進步。這些研究大多冠以“科學政治學”（Politics of Science）或“創(chuàng)新政治學”（Politics of Innovation）的名號，但廣泛地分布在科學學、科技政策、科學哲學、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等諸多不同的學科領域中。如此廣泛的學科分布，恰恰說明一個成熟的學術共同體和一種得到公認且不可通約的學科范式還沒有完全形成，對科技政治學的范式建構還處于各自發(fā)展的“自在”階段。

馬克思主義的視域

馬克思論證了“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fā)展的”，并且“把科學首先看成是歷史的有力的杠桿，看成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同時，馬克思也開啟了對科技的負面作用和政治價值的深刻反思。他通過科技與異化的關系揭示了科技如何屈服于資本的旨意成為剝削工人的幫兇、如何由此導致人自身的異化和對自然的奴役；因此，“只有在勞動共和國里面，科學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一旦去除了遮蔽科學的種種力量，科學就將成為自由的科學。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科學技術不屬于意識形態(tài)、上層建筑，而屬于生產力。而在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看來，科學技術在當代取得了合法的統(tǒng)治地位，科學技術理性成為當代社會統(tǒng)治的最重要的組織原則。他們沿襲了馬克思主義對科技與異化的觀點，但是把科技與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功能相等同，認為科技起著掩飾社會問題，轉移人的不滿和反抗情緒，維護現(xiàn)有社會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作用。

馬爾庫塞認為，科技具有工具性和奴役性，因為人們控制自然的科學方法，為人對人的統(tǒng)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哈貝馬斯認為，科技進步決定著生產發(fā)展和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進而，科技成為了統(tǒng)治的合法性基礎。科技作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經喪失了意識形態(tài)的舊形態(tài)，成為一種以科學為偶像的新型的意識形態(tài)，即技術統(tǒng)治論的意識。雖然技術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性較少，但是比之舊的意識形態(tài)更加難以抗拒，范圍更加廣泛，因為它在掩蓋實踐問題的同時，壓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損害人類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

科學學的視域

科學學的創(chuàng)始人貝爾納提出科學是一種社會建制，有自己的傳統(tǒng)和紀律，自己的專業(yè)工作者，以及自己的基金?？茖W系統(tǒng)是社會的子系統(tǒng)之一，與社會系統(tǒng)具有相似的結構，也具有能量信息的交流，因而可以通過有意識的社會干預引起科學系統(tǒng)的變化，達到對科學的調控目的。他還致力于研究權力擁有者的決策如何影響科學家和特定科研項目的過程和結果，認為在科研管理方面的合理決策對科學發(fā)展至關重要。貝爾納認為，實現(xiàn)政治對科學的調控，目的是使科學為民所用。政治主體作為人民利益的代理者，在科技活動過程中代表公眾確認科學活動的價值，調節(jié)利益分配，規(guī)范科技活動?？傮w上看，貝爾納的科學學研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從科研領域的生產關系入手，闡釋科學與政治的關系。

科技政策的視域

科技政策研究者關心的是科學界與非科學界的互動過程，以及科學界內部存在的政治行為。他們想通過研究，找出決定科研資源分配的人、權力、傳統(tǒng)，以及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從而了解科學政治是如何運作的。

古斯頓指出，科技政策在本質上是將權力從科學的資助者委托給執(zhí)行者，其首要目的是確保得到公共資金支持的科學研究的誠信和產出率。從二戰(zhàn)到20世紀70年代，“科學的社會契約”的意識形態(tài)假定在“某只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科學的誠信和產出率會自動得到保證，因而允許通過科學的自我調節(jié)機制來處理各種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政治家感到他們對科研的誠信和產出率的期待沒有得到滿足，在過去充滿信任的地方，如今需要監(jiān)督、測度和激勵。于是他們設立了處于政治與科學之間的“邊界組織”，如研究誠信辦公室（ORI）。ORI采用正式的激勵和監(jiān)督系統(tǒng)，成為管理科學誠信問題的正式機制，并通過在裁決研究不端行為的問題上將科學與政治的邊界問題內部化。此類邊界組織是一個對話、協(xié)商和利益相關者多元參與知識生產的合作平臺。國家在科學政策中的新角色已經變成與科學家合作，共同確保其資助的科學研究的誠信與產出率。

科學哲學的視域

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知識被認為是唯一的真知識，權力屬于政治范疇，是社會文化和歷史的產物，而知識卻是經過確證的客觀實在的表象。知識獨立于權力的運作而獲得知識論的地位。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普爾認為，一個命題是科學的，當且僅當它是可證偽的。證偽主義原則使知識脫離了社會文化的背景和與權力的關系。由此，知識與權力之間是彼此外在的，權力能使我們偏離真正的知識，但是在知識生產方面起不到任何建設性的作用。

庫恩對邏輯實證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科學革命與政治革命有著類似的特點。在范式選擇中就像在政治革命中一樣，不存在超越相關共同體成員間的共識的標準，問題的解決依賴于大家意見的一致。更關鍵的是，范式選擇問題不能單憑邏輯和實驗明確地解決，要研究“那些在各特殊的科學家共同體中有效的說服論辯技巧”。庫恩開創(chuàng)性地將科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相提并論，并非僅僅出于比喻的涵義，而是從科學史的實踐中洞察到了科學進步的內在特征，從根本上動搖了邏輯實證主義知識觀的根基，也露出了認識論社會化、政治化的端倪。此后Feyerabend進一步提出了無政府主義的科學觀，認為科學的主宰性地位不是由于它的客觀性和真理性更強的優(yōu)點，而是因為科學與國家的緊密結合為科學的統(tǒng)治性地位、壓制其他文化提供了保證，科學借助國家權力而獲得合法性。他主張實行“人道主義的科學”，其根本途徑是將科學與國家分離。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視域

夏平和謝弗的《利維坦與空氣泵——霍布斯、玻意耳與實驗生活》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經典著作。該書展示了自然哲學共同體的行為與英格蘭王政復辟時期的社會整體的關聯(lián)。復辟后的體制最關切的就是通過對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進行規(guī)訓，以防再度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因此，以玻意耳為代表的實驗哲學家與以霍布斯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家的目的并無二致：建立并保護公共安寧。并且他們都假定“哲學社群的政治結構和所產生知識的純正性之間有一種因果關聯(lián)”。但是二者的政治立場迥異：玻意耳的實驗政體由自由人組成，以自由行動、見證及相信個體的人作為模型，主宰、權威及武斷專權都會扭曲正當?shù)闹R；霍布斯則認為，任何對于知識問題的有效解決方式，都是對于秩序問題的解決，這種解決方式必須是絕對的，社會秩序是靠某些仲裁者或法官的理性（類似于幾何中的公理）來裁決的，因此哲學真理應由專制政治產生、維系。玻意耳將自己的社群描述為理想社會，爭議可以在這里安全進行，具有顛覆性的錯誤將立即被糾正?；舨妓箘t認為沒有任何一個獨立的知識團體能避免對公民社會構成威脅，唯有世俗的政治權力可擔任“判決者”和“詮釋者”。夏平和謝弗認為，科學共同體創(chuàng)造、挑選并維護了一個政體，他們在其中運作，制造智識產物。在該政體中制造出來的智識產物變成了國家政治活動中的一個元素。在科學知識分子占有的政體的性質和更大的政體的性質間，有一種制約性的關系。由此，政治因素的存在滲透到科學知識生產的整個過程。正如夏平和謝弗所說，我們借以制造科學知識的生活形式，會隨著我們處置國家事務的方式維系或衰亡。

科學傳播的視域

科學與公眾的關系既是科學傳播領域的核心問題，也是科技政治學的重要議題，因為“在公共領域獲得成功的科學，可能是科學與政治互構的結果”?？茖W傳播中這種互構體現(xiàn)在兩個維度：

1.公眾理解科學。1985年，英國皇家學會發(fā)布《公眾理解科學》報告，建議“科學家必須學會與公眾溝通，樂意與公眾溝通，并且確實認為他們有責任與公眾溝通”。這種以教育“缺乏知識”的公眾為手段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認為科學家是擁有知識的專家，公眾是無知的外行，公眾對科學的不信任是由于他們對相關科學知識的無知。因此，必須教導公眾理解科學，提高公眾的科學素養(yǎng)，從而贏得他們對科學的支持。然而，希拉·賈薩諾夫認為，對于一切科學進步，公眾作為集體既不被動接受也不恐懼地拒絕，而是塑造、構造、反映、書寫、實驗、把玩、測試和抗拒。因此，公眾對于科學一維的理解是膚淺的，必須轉化為公眾對于科學的多種理解。公眾對科學提出的主張或基于科學的主張的評價，已經形成當今知識社會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元素。她用“公眾認識論”（civic epistemology）這個術語作為分析各國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即在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中，知識要怎樣才能被視為可靠，應該如何考察、表達、代表、辯護和反對某些用于作為集體選擇基礎的科學主張。

2.公眾參與科學。“缺失模型”把公眾視為同質的集合體，需要統(tǒng)一的科學教育，認為隨著公眾的知識越來越豐富，就會越來越支持科學。事實上，跟科學對立往往不是誤解導致的，而是不充分信任的結果，公共協(xié)商和參與被看作重拾公眾信任的重要途徑。近年來，“缺失模型”逐漸被強調科學界與公眾對話的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取代。Jasanoff指出，美國的科技治理結構實際上是基于政府、科技界與公眾的談判而形成的。這種科技治理模式具有公共領域的結構性特征，多元主體、公眾參與、平等對話協(xié)商是其內在要求。從公民議會、公民陪審團、協(xié)商工作坊、參與劇場等協(xié)商民主形式中，西方社會發(fā)展出科學對話、科學聽證會、公民共識會議等公眾參與科學的具體實踐形式。

上述研究大多從各成熟學科內部，以本學科的范式考察科技與政治之間的關系。雖然自覺地以科技政治學為獨立研究范式系統(tǒng)思考科技與政治關系的研究非常少，但這些“自在”的范式建構仍為“自為”的范式建構提供了理論與經驗的基礎。

3 “自為”的范式建構：探索科技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綱領與議題設置

什么樣的范式建構是“自為”的？質言之，就是有意識地探索學術共同體能夠普遍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綱領和議題設置。

明確以政治學為本位的研究方法

上述這些對科學在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多學科元層次上的研究，都可以概括在“科技元勘、科技論或科學技術學”（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這個稱謂下，相應地形成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傳播等學科。S&TS主要探討的是科學知識和技術人工物是如何被建構的，其中一個新的動向就是對科技與公共利益的關系，以及科技的政治本性的研究。江曉原等認為，S&TS諸學科就其本質來說，只不過是將科學作為研究的對象，用研究者本學科的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而非科學本身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利用本學科的而非科學本身的評判標準去評判研究的成果。因此，對科技政治學而言，用發(fā)展較為成熟的政治學為母體對科技進行元層次的研究，在理論上比較完備，在實踐中具有可行性，同時也符合具有S&TS屬性的學科發(fā)展路徑。

由于以政治學為母學科，科技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應以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同時凸顯鮮明的學科交叉融合的路徑。主要包括兩條研究進路：

1.科技的政治哲學研究。這是對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拓展，也是政治哲學與科技哲學的交叉，主要是在科技哲學對科技本身進行探討的模式基礎上有所揚棄，注重把科技置于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中去考察，從整體上對科技的政治哲學意義進行根本反思，特別是在政治哲學的視域下研究知識與權力的本質關系與演化規(guī)律，探尋科技的政治價值。

2.采用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從經驗層面考察科技與政治的關系。這是政治學從元層次上回應科技所引發(fā)的各種具有政治性的現(xiàn)象、問題和挑戰(zhàn)，既豐富了政治科學的研究議題，也有利于政治科學與S&TS諸學科進行交叉?？萍颊螌W要通過分析科技內部的權力特征和秩序構建，揭示政治制度、政策體制、政治結構、政治文化與科技相互影響的基本規(guī)律、影響機制和產生后果，為科技與政治的協(xié)調發(fā)展指明路徑。

建立科技與政治之間“雙向關系”的研究綱領

研究方法界定的是“怎樣研究”，而研究綱領則界定一個學科的“硬核”，也就是學術共同體就一個學科最基本的原理、原則得以達成共識的“最大公約數(shù)”。Salomon明確提出了“科學政治學”的概念，并指出“科學與政治、知識與權力、政治家和科學家之間有一種雙向的關系”，這一論斷對科技政治學具有綱領性的意義。換言之，只要是以科技與政治之間的雙向關系為綱領的研究，就可以納入科技政治學的范疇?？萍寂c政治之間的雙向關系有兩個方面。

1

科技的生產、分配、發(fā)展都是政治性的

如格林伯格所言，科學當中也存在既得利益、精英、受壓迫者、同盟者、老板，以及愛恨情仇?？茖W政治與其他政治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即便是看似離政治最遠的純基礎科學，也涉及既得利益、相互游說、政治恩惠、公關活動，甚至意識形態(tài)。夏平認為，產生科學知識的工作是社會性的，沒有一個不帶個人色彩的、全球性的標準來規(guī)范科學判斷，科學主張的可信度從來不是純證據(jù)或純邏輯問題，也就是說它總是涉及說服，這就是所謂的政治。由于科技具有政治性，科技政治學可以通過利益博弈、沖突調節(jié)、資源分配等維度來研究科學活動中的政治關系和科技系統(tǒng)中發(fā)生的政治現(xiàn)象，以政治為自變量對科技這一因變量進行考察。例如：政治制度對科技發(fā)展的影響，政治權力對科技資源的分配，科技活動中的政治斗爭，科技爭議中的利益妥協(xié)，公眾如何參與科技決策等。

2

科技對政治變遷有重要影響

科技會深刻改變政治秩序和權力結構，推動政治的發(fā)展、轉型和變遷。以國際關系為例，自近代民族國家誕生以來，科技始終對世界秩序和國際關系格局產生重大的影響。18世紀60年代，英國首先出現(xiàn)的工業(yè)革命為“日不落帝國”的建立奠定了物質基礎，形成了英國主宰世界的國際戰(zhàn)略格局。蒸汽機的改良和廣泛運用在工業(yè)革命中起了關鍵作用，使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了在世界范圍內的霸權地位，這一次科技革命的影響延續(xù)了100—200年。到19世紀下半葉，以電力和內燃機的發(fā)明應用為標志開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整個世界形成了以少數(shù)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對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居民實行殖民壓迫的統(tǒng)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它作用的時間持續(xù)了半個世紀。二戰(zhàn)中發(fā)明的核武器對國際關系格局也產生重大影響。核武器的戰(zhàn)略意義在于維護和平，同時推動了冷戰(zhàn)格局的形成。對于科技影響政治，科技政治學可以通過國家建構、國家能力、意識形態(tài)、國家社會關系、國際政治等維度，以科技為自變量對政治這一因變量進行考察，如科學革命與現(xiàn)代國家建構的關系、科技對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新科技革命產生的國際政治影響等。

由于界定了科技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綱領，近年來國內政治學領域的一些研究前沿，如運用大數(shù)據(jù)和一些新的計算方法研究政治問題的大數(shù)據(jù)政治學、計算政治學等新興學科，就不屬于科技政治學。因為計算政治學的實質是用自然科學的一些建模和定量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而非研究政治與科技之間的雙向關系。這是兩種不同的范式。而科技治理、科技政策等卻可以是科技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但是必須強調科技政治學的特點，如用科技政治學的視角來研究科技政策，著眼點應在于權力結構、制度體系、國家能力、利益集團、意識形態(tài)等如何影響科技政策的決策和實施，而不是政策分析和評估。

豐富科技政治學的議題設置

學術共同體對核心研究議題的共識是學科范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S&TS中關于國家科技政策，氣候變化問題中的國際政治博弈，轉基因、干細胞等生物科技產生的政治爭議，公眾對科學的參與和信任等議題都有大量研究。本文提出關于研究議題的4個展望，希望為科技政治學未來的核心議題設置提供參考。

開辟對科技史的政治學研究

科技史的學者以其卓越的工作為科技政治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由于明確了科技與政治之間的“雙向關系”，科技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可以用政治學重新進行分析，力求在科技史的研究視域之外獲得新知。例如，“李約瑟難題”的核心是為什么現(xiàn)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文明中發(fā)展，而只在歐洲發(fā)展出來？關于科學革命的史料非常扎實，對其歷史脈絡的梳理也很充分，但是科學革命的發(fā)生機制單靠科技史研究是無法解決的?？萍际返难芯靠梢允崂韽拿桌紝W派、畢達哥拉斯到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的希臘科學思想發(fā)展脈絡，但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希臘科學會呈現(xiàn)出理性和自由的宏觀結構特征?？萍际返难芯磕軌蚧卮鹋ｎD萬有引力定律的科學思想是如何從古希臘、中世紀、文藝復興到近代早期演變而來的，但不能完整地回答科學革命為什么只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發(fā)展出來。

科技政治學以科技史翔實的史料為基礎，運用政治學的分析方法，可以為“李約瑟難題”提供新的解答。一方面，中國之所以沒有發(fā)展出現(xiàn)代科學，關鍵不在于科技的發(fā)達程度，而在于科學的宏觀結構特征。中國古代科學具有歷史理性的思維方式、博物學的科學體系、封閉的技術體系、較高的體制化程度這4個主要的結構特征。這種結構特征使得中國古代科學持續(xù)發(fā)展且高度發(fā)達，但是不利于科學革命的發(fā)生。產生這種結構特征的根本原因是儒法國家的權力結構：帝制儒學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塑造了歷史理性的思維方式和博物學的科學體系，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tài)權力一體化強化了封閉的技術體系，權力關系穩(wěn)定的結晶塑造了較高的體制化程度。另一方面，科學革命之所以在歐洲發(fā)生，有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的機制?？茖W革命的宏觀機制也是由權力結構所決定的，即從希臘城邦國家到中世紀封建國家直至近代民族國家初步形成時，意識形態(tài)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始終是分立的。而要闡述科學革命的微觀機制，則不僅要將科學革命與政治革命進行類比，更要運用政治學中高度發(fā)達的革命理論，對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兒、玻意耳、牛頓這些“行動者”如何發(fā)動和完成這場“革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類似地，對于工業(yè)革命，也可以用科技政治學進行深入分析。反過來，在科技政治學研究中提出的關于科學革命和工業(yè)革命的新理論又能影響政治學研究的基礎范式轉型。

深化對科學與權力關系的政治哲學研究

從培根對新大西島的構想，到波蘭尼（Polanyi）的“科學共和國”，再到基切爾的“良序科學”，對科學與權力關系的政治哲學研究一直是科技政治學的一個核心主題。S&TS領域著名學者杜蘭特認為，因為現(xiàn)有的S&TS研究與政治哲學失去了聯(lián)系，它對公眾參與科技政策制定的辯護通常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而哈貝馬斯的協(xié)商民主思想認為非專業(yè)的公眾能夠通過日常語言來對問題的本質和決策的理由進行合理商談。因此，杜蘭特給出的建議就是用哈貝馬斯的政治哲學來彌補S&TS研究的不足，為公眾參與科學提供合法性。

展望未來，一條可能的研究進路是沿著?？碌乃悸愤M一步揭示科學知識與權力的內在聯(lián)系。?？聢猿謾嗔椭R之間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關系。在現(xiàn)代社會，知識特別是科學知識發(fā)揮了一種規(guī)范性作用，知識實質上是一種規(guī)范性的權力。勞斯進一步發(fā)展了福柯的觀點。他認為，表面看來似乎是“非政治的”行動者和機構的日常實踐，其實包含著重大的政治意義。自然科學滲透了權力關系，因此必須把實驗室理解為另一種制度性的“設置”，在這里，權力把人們塑造成主體/行動者。科學的實驗活動與理論活動本身就是權力運作的方式，知識的發(fā)展可能會導致新的限制形式，而權力的行使本身就能產生出知識。勞斯特別強調權力的生產性，而不是壓制和扭曲作用，這是對“知識就是權力”的一種新的理解。

另一條可能的研究進路是拓展拉圖爾提出的政治生態(tài)學。拉圖爾批判將公共生活劃分為自然與社會的舊式兩院制“洞穴政治”，精心設計“新型大廈”。他強調依照正當程序行使考量權、排序權和跟進權，讓不同專業(yè)人士各盡所長，為人類與非人類共同集體的“宇宙政治”作出貢獻。如布朗所言，拉圖爾的著作提供了自哲學家杜威以來從民主政治視角認識科學和政治的最具創(chuàng)新性的努力。政治生態(tài)學可能為科技與政治之間的協(xié)商民主研究提供新思路。

拓展科技政治學的經驗研究

目前以政治學為研究方法，以科技與政治之間雙向關系為研究綱領的經驗研究雖然大多分散在S&TS諸學科領域，但總體上是比較豐富的。展望未來，有2個主題特別值得進一步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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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問題的政治化

隨著科技與政治的相互滲透程度越來越高，公共科技問題的政治化是一個普遍存在的重要現(xiàn)象。政治化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為它闡明了議程的形成過程?？萍紶幾h適度的政治化有利于公共問題的解決獲得所需的政治支持；但是，如果政治化的程度和影響過大，則會引發(fā)政治爭議，造成公共資源的內耗。在當代西方社會，圍繞核能使用、艾滋病治療、全球變暖、胚胎干細胞研究、疫苗接種等爭議性科技議題的討論常常被政治主導。應選取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典型案例，從比較政治學的視角揭示科技問題政治化的一般特征和規(guī)律，探索其產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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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革命對政治的影響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溝通方式的變化為核心，使得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加速演進為信息處理能力之爭。近年來，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等前沿領域進入“技術爆發(fā)”的階段，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在2023年的大放異彩更顯得“奇點”臨近，新科技革命已拉開序幕。作為一個語言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改變了人類信息傳遞的基本方式，重構了整個社會的知識生產和傳承過程，其中包括大量政治信息和知識。作為新的知識權威，生成式人工智能必然對社會大眾掌握政治社會知識、思考政治社會問題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科技政治學未來的一個研究重點，就是通過實證研究而非哲學思辨的方法來闡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生產政治知識，以及如何在與用戶互動的過程中實現(xiàn)政治社會化。

建立科技政治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立足中國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社會環(huán)境解決中國科技政治的特殊問題。例如，對于中國而言，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強盛之基、安全之要，是推動高質量發(fā)展、實現(xiàn)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必由之路。特別是近年來中美兩國形成了以科技為核心的競爭關系。因此，中國科技政治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應是如何將科技創(chuàng)新的巨大潛能轉化為社會的整體利益，推動中國更好地實現(xiàn)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發(fā)展目標。筆者關于高溫超導的系列研究，界定了原始創(chuàng)新、一階創(chuàng)新、常規(guī)科學的概念和內涵，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國家與科學共同體共同生產常規(guī)科學的機制，就是對此類問題的初步探索。未來，對新型舉國體制、國家戰(zhàn)略科技力量的發(fā)展、科技創(chuàng)新的國際競爭等都是中國的科技政治學重點關注的主題。

以中國視角探索世界科技政治的普遍問題，為科技政治學的學科發(fā)展貢獻更多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中國特色的問題意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從中國問題出發(fā)，揭示科技政治學的普遍規(guī)律。中國古代科技高度發(fā)達、長期延續(xù)，卻沒有產生科學革命和工業(yè)革命；中國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可謂篳路藍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發(fā)展速度是驚人的，但目前仍然存在缺乏原始創(chuàng)新的問題。科技政治學如果忽視了中國從古至今科技發(fā)展的鮮明特征，不對這些現(xiàn)象背后科技與政治互動的機制進行深入分析，將是不完整的。中國經驗還可以上升為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理論，如在創(chuàng)新追趕和原始創(chuàng)新等不同的科技發(fā)展階段中國家的角色、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等，努力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顧 超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科技政治學。

文章源自：顧超. 科技政治學的范式建構芻議：以科技與政治之間雙向關系為綱領.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24, 39(3): 550-562. DOI: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912002